我的确活下来了。然而，在刚离开“牛棚”的时候，我已经虽生犹死，我成了一个半⽩痴，到商店去买东西，不知道怎样说话。让我抬起头来走路，我觉得不习惯。耳边不再响起“妈的！”“混蛋！”“八王蛋！”一类的词儿，我觉得奇怪。见了人，我是口 张而嗫嚅，⾜行而趑趄。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⾁，我已经“异化”为“非人”
我的确活下来了，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。我一向信奉的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的教条，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？我有勇气仗义执言，打抱不平，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 命来议抗这种暴行呢？我有时甚至觉得，隐忍苟活是可聇的。然而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，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內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“文化大⾰命”联系在一起。一直到1976年“四人帮”被打倒，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、一次七八年的“⾰命”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。
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，我怀拥“原罪感”四十多年。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，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。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，都被“文⾰”打得粉碎，而今安在哉！我不否认，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，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“文化大⾰命”则另是一码事。这是国中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、最残暴、最愚昧、最荒谬的一场悲剧，它给伟大的华中民族脸上抹了黑。我们永远不应忘记！
“四人帮”垮台“产无阶级文化大⾰命”结束以后，央中拨 反正，实行了改⾰开放的政策，受到了国全
民人的拥护。时间并不太长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。在国全
民人眼前，国全知识分子眼前，天⽇重明，又有了希望。
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。在这一段时间內，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，运动，运动；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；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；照出来的是国全
民人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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