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节缓贤忘士者天亡之国也_《大秦帝国5:铁血文明》

书号:43613 时间:2017/11/9 字数:1346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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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魏国的灭亡很没有波澜，算是山东六国的寿终正寝典型。

　　一个‮家国‬的末期历史如此死一般寂静，以至在所有史料中除了国王魏假，竟然找不到一个文臣武将的影子，在轰轰然的战国之世堪称异数。作为国别史，《史记·魏世家》对魏国最后三年的记载只有寥寥三行：“…景湣王卒，子王假立／王假元年，燕太子丹使荆轲刺秦王，秦王觉之／三年，秦灌大梁，虏王假，遂灭魏以为郡县。”列位看官留意，三行之中，最长的中间一行说得还是‮际国‬形势。魏王假在位三年，实际只发生了三件事：秦灌大梁，虏王假，灭魏以为郡县。每读至此，尝有太史公检索历史废墟而无可奈何之感叹。

　　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魏国实在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了。

　　在山东六国之中，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没有秘密

，最没有偶然

，最没有戏剧

。也就是说，魏国灭亡的原因最清楚，最简单，最为人所共识。后世史家对魏国灭亡的评论揣测很少，原因也在于魏国灭亡的必然

最确定，只有教训可以借鉴，没有秘密可资研究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之后有四种评论，大约⾜可说明这种简单明了。

　　其一，魏国民众的记忆感喟。百余年之后，太史公在文后必有的“太史公⽇”中记载云：他到大梁遗迹踏勘搜求资料，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梁遇见了前来凭吊的魏国遗民（墟中人）；遗民感伤地回顾了当年秦军⽔攻大梁的故事“说者皆以为魏以不用信陵君故，国削弱至于亡。”也就是说，民众认定魏国衰弱灭亡的原因，是没有用信陵君。

　　其二，太史公自家的评价。太史公先表示了对大梁民众的评价不赞同，后面的话却是反着说。其全话是：“…（对墟中人之说）余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內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之佐，曷益乎？”直译，太史公是说：我不能苟同墟中人评判。天命秦统一天下，在其大业未成之时，魏国便是得到伊尹（其名阿衡）那样的大贤辅佐，又能有什么益处呢？果真将这几句话看作为魏国辩护，未免小瞧太史公了。究其实，太史公显然是在说反话。如同面对一个长期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，有人说这种病服了仙药也没用，你能说这个人不承认那个人有病么？也就说，太史公实际是有前提的，魏国失才之病由来已久，此时已经无力回天矣！

　　其三，东汉三国人评价。《史记·魏世家·索隐》引三国学人谯周对魏国灭亡之评说云：“以予所闻，所谓天之亡者，有贤而不用也，如用之，何有亡哉！使纣用三仁，周不能王，况秦虎狼乎！”谯周评说是历史主流的评判，他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实在的道理：有贤不用，便是史谚所谓的“天亡之国”若殷纣王用三个大贤（微子、箕子、比⼲，孔子称为三仁），纵然是明修王道的周室也不能取代殷商而王天下，何况秦国虎狼之邦，如何能灭亡果真用贤的魏国？应当说，谯周之论是对天命国运观的另一种诠释，因其立⾜于人为（天亡即人亡），因而更为接近战国时代雄強无伦的国运大争观，与战国时论对魏国灭亡的评说几无二致，应该是更为本质的一种诠释。

　　其四，后世另一种评价。《史记·魏世家·索隐述赞》云：“毕公之苗…大名始赏，盈数自正。胤裔繁昌，系载忠正…王假削弱，虏于秦政。”述赞评价的实际意思是：自立国开始，魏国便是个很正道的邦国，只是魏假时期削弱了，灭亡了。这是史论第一次正面肯定魏国。两千余年后，这种罕见的正面肯定在儒家史观浸润下弥漫为正统思嘲。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系统展示舂秋战国兴亡史的《东周列国志》，其叙述到魏国灭亡时，引用并修改了这段述赞，云：“史臣赞云：毕公之苗，因国为姓。嗣裔繁昌，世戴忠正。文始建侯，武益強盛。惠王好战，大梁不竟。信陵养士，神气稍振。景湣式微，再传而陨。”此书以“志”为名刊行天下，并非以“演义”为名，显然被官方当做几类正史的史书。这说明，这种观念在清代已经成为长期为官方认可的正统评价。这种评价的核心是：忽视或有意抹煞魏国的最

本缺陷，而以空洞的正面肯定贬损“暴秦”与三国之前客观平实的历史评判有着很大的距离。但是，它毕竟是一种观念，而且是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评判，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。

　　一个“繁昌忠正”的‮家国‬能削弱而灭亡，这本⾝就是一个历史悖论。

　　历史评判的冲突背后，必然隐蔵着某种被刻意抹煞的事实。

　　这个事实最简单，最实在：长期地缓贤忘士，而最终导致亡国。

　　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后裔，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。

　　西周灭商之初，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：周公（旦）、召公（慡）、毕公（⾼）。其中的毕公姬⾼，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。西周初期分封，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，史称毕原。《史记·集解》引唐代杜预注云：“毕在长安县西北。”据此可知，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，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。之后，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，总之是“其后绝封，为庶人，或在‮国中‬，或成夷狄”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，其最大的可能是，毕公⾼或深或浅地卷⼊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“管蔡之

”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⾝陡然沦为庶人，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。其后，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无史黑洞，毕公⾼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，其族领名毕万，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。

　　晋献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61年），晋国攻伐霍、耿、魏三个小诸侯国，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。此战大胜，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，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。从这次受封开始，毕万才步⼊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，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，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。当年，毕万漂泊无定，

⼊晋国寻求

基，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。辛廖占卜，得屯卦，解卦云：“吉（卦）。屯固比⼊，吉孰大焉！其必繁昌。”因为屯卦是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

之象，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，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。后来的⾜迹，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。这次，毕万也依照惯例，请行占卜，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。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，解卦象云：“毕万之后必大矣！万，満数也；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封赏，天开之矣！天子⽇兆民，诸侯⽇万民。今命之大，以从満数，其必有众。”于是，毕万正式决断：从大名，部族以封地“魏”为姓氏；从満数，全力经营这方有“万民诸侯”预兆的封地。

　　至此，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，魏国

基遂告确立。

　　其后，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內争之

。此时毕万已死，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，追随这位公子在外流亡十九年。重耳成为晋国国君（文公）后，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，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。由此，魏氏开始了稳定蓬

的壮大。历经魏悼子、魏绛（谥号魏昭子）、魏嬴、魏献子四代，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（六卿）。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，不断呑灭、瓜分、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，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。又经过魏筒子、魏侈两代，六大部族的两个（范氏、中行氏）被瓜分，晋国只有四大部族了。经过魏桓子一代，魏氏部族与韩赵两部族结成秘密同盟，共同攻灭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。至此，魏赵韩三大部族主宰了晋国。

　　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，是其孙子魏斯。魏斯经过二十一年扩张，终于在二十二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与赵韩两族一起，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。魏斯为侯爵，史称魏文侯。从这一年开始，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，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。

　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。

　　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，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。在舂秋战国历史上，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，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

最強的‮家国‬了。这种稳定

，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，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。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，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，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。应该说，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，是极其罕见的。列位看官留意，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，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‮家国‬，都是变

多发所致。是故，君位传承频繁，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

剧烈，君主传承正常，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‮家国‬的政治稳定

強。当然，也不能绝对化地说，稳定

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。譬如魏国，其传承代次少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：魏文侯在位五十年，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。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长的君主是：魏武侯二十六年，魏安釐王三十五年。这四任君主，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。

　　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，都发生在这四代之间。

　　这一政治传统，是‮解破‬魏国灭亡秘密的內在密码。

　　魏文侯之世，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。

　　战国初期，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強的新兴大国，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。尤其对西邻秦国，魏国以強盛的国力军力，夺取了整个河西⾼原与秦川东部，将秦国庒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于等地。这种令天下瞠目结⾆的崛起，

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‮大巨‬威力的两条強国之路：一是积极变法，二是急贤亲士。

　　先说变法。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，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。史料对魏国这次变法语焉不详，然依据后来的变法实践，李悝变法的两个基本方面该当是明确的：其一是围绕旧土地制度的变法，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、重新分配土地、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。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，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。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：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，李悝都涉及了，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。虽则如此，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，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‮大巨‬的，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，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。

　　变法的同时，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⾝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，此所谓急贤亲士也。文侯之世，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，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：李悝、乐羊、吴起、西门豹、赵仓唐；儒家名士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⼲木等；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、魏成子等。至少，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、乐羊、吴起、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，实在是天下奇迹。由此，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，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。劝谏者的说法是：“魏君贤人是礼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合，未可图也！”

　　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，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。

　　可是。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

的政治传统，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。所谓变形，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，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；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，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。也就是说，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強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，相反，却渐渐走偏了。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⼊歧途的？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。

　　一则史料是，魏击（魏武侯）做储君时暴露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。魏文侯十七年，乐羊打下中山国后，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。一⽇，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。魏击将⾼车停在了道边，并下车拜见田子方。可是，田子方竟没有还礼。魏击很是不悦，讥刺道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且贫

者骄人乎？”田子方冷冷道：“亦贫

者骄人耳。诸侯而骄人，则失其国。大夫而骄人，则失其家。贫

者，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则去之楚、越，若脫踞（鞋）然，奈何其同之哉！”魏击很不⾼兴，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⽗亲老师名分的老才士，只有

沉沉回去了。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

究竟有多少底气，因为，战国时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，反倒

本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清⾼，该遵守的礼仪便遵守，犯不着无谓显示什么。我们留意的，是魏击的两句讥刺流露出的贵族心态——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，依然被魏击看作贫

者，而贫

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的！如此贵族心态，岂能做到真正的亲士敬贤？于是，后来一切的变味大体便有了心灵的

源。

　　另一则史料是：魂击承袭国君后不思求变修政的守成心态。魏击即位，吴起已经任河西将军多年。一次，魏武侯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⾼原段的大河南下，船到中流，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，⾼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：“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”也许是吴起早已经觉察到了这位君主的某种气息需要纠正，立即正⾊回答说：“邦国之固，在德不在险…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！”结果，魏武侯只淡淡一个“善”字便罢了。吴起对答，后世演化为“固国不以山河之险”的著名政谚，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。列位看官留意，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物事当做“国宝”此后，魏惠王更是将珍珠宝⽟当做“国宝”留下一段战国之世著名的国宝对答。魏武侯盛赞山河壮美，原本无可指责。这里的要害是，一个国君在军事要塞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，如何评判山川要塞，至少具有心态指标的意义。魏武侯的感慨若变为：“山河固美，无变法強国亦不能守也！”试想当是何等境界？这件事⾜以说明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开创君主的雄阔气度，对人对物对事，已经沦落为以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尺了。

　　第三则史料是，魏武侯错失吴起。

　　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⾐巨匠之一，是‮国中‬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。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⾐名士一样，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強烈，那则杀

求将的传说故事，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乐羊、吴起被魏文侯重用，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

本原因。也就是说，李悝变法

发积聚了強盛国力，乐羊、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。在整个魏文侯时期，乐羊攻灭中山国，吴起攻取整个河西⾼原，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

胜利，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。李悝、乐羊死后，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。

　　可是，魏武侯即位，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，既没能成为丞相，也没能成为上将军，只是一个“甚有声名”的地方军政首脑（西河守）。依着战国用人传统，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，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。然在魏武侯时期，吴起依然是西河守，就很不正常了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载：秉

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，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（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）论功，说治军、治民、征战三方面皆強于田文，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？田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，很是牵強，其说云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之时，属之于子乎？”应当说，田文对魏国状况的认定，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，实际

本不存在。魏文侯在位五十年，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，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”的险恶状况？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，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己周旋论道，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，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“起默然良久，曰‘属子之矣。’”吴起的服输，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。不想，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“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”这个田文，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，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，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，及“田文既死”四个字。如此一个人物，豪气⼲云的吴起如何便能“自知弗如田文”？太史公此处之认定。只能看做一种误读，而不能看作事实。

　　历史烟雾之深，诚为一叹也！

　　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，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。之后的处置方式，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。田文死后，公叔为相。这个公叔丞相

将吴起从魏国赶走，与亲信商议对策。其亲信说，要吴起走，很容易。亲信的依据是秉

评判：吴起有气节，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。潜台词很显然，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。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

谋：先以固贤为名，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，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——吴起忠于魏国，则受公主；若不受婚嫁，必有去心；魏侯必从，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，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

丞相；吴起见如此公主，必要辞婚；只要吴起辞婚，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。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：吴起辞婚，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，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，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。这是一则深蔵悲剧

的喜剧故事，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

。

　　吴起离魏，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：其一，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，绝非一⽇一事；其二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

襟，也没有了坦率精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；其三，魏武侯时期，魏国的內耗权术之道渐开，庙堂之风的公正坦

大不如前。从魏国人才流失的历史说，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。

　　魏惠王后期，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。

　　魏武侯死时，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內争的种子，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，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。这个公子罂，便是后来的魏惠王。公子罂得到了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，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

与故中山国之地，公子缓失势。可是，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，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。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呑噬的传统，要趁魏国內

之机灭魏而瓜分之。浊泽一战，公子罂军大败，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。然则，‮夜一‬天明，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。事后得知，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。各自不悦而去。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，战国时评是：“君终无适子，其国可破也！”也就是说，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，魏国原本是可以破灭的。言外之意很显然：没有灭国，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。然，公子罂不如此看，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：一是天意，二是自家大才。是故，公子罂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，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（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）。

　　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：称霸前期，衰落中期，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。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，大约二十余年；其时⽩圭、公叔痤先后为相，庞涓为上将军，率军多次攻伐诸侯，威势极盛，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。第二时期，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，魏国霸权一举衰落。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、围魏救韩之战、秦国收复河西之战。第三时期，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，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。

　　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，成败皆在于用人。

　　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。列位看官留意，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。秦汉之后，此等君主比比皆是，战国之世亦不少见。魏惠王者，一个典型而已。魏惠王之所以典型，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‮家国‬带来‮大巨‬破坏

的全部三个特征：其一，聪敏机变，多大言之谈，有⾜以显示其⾼贵的特异怪癖，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

多谋也，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⽩痴君主相比（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），此等“庸君”具有令人目眩的

惑

，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“英主”；其二，

襟狭小，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，外宽內忌。这一特征的內在缺陷，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，当时当事很难觉察；其三，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，一旦将‮家国‬带⼊沼泽，只有渐渐下陷，无人能有回天之力。

　　在君主终⾝制时代，这种“长生果庸主”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，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。也就是说，庸主若短命，事或可为，庸主若摇摇不坠，则上天注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。譬如秦国，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，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脫力而暴死了。后来又有两个庸君，一个秦孝文王，一个秦庄襄王，一个不到一年死了，一个两三年死了。所以，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。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，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。然则，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，⾼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⼊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，况乎魏惠王这等“长生果庸主”岂能给‮家国‬带来蓬

气象？这等君主当政，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，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⾼贵正当的外⾐，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，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。总归一句，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滑稽剧的‮家国‬行为，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

　　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，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，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。史载：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，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。齐威王问，何谓国宝？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，国宝便是珠宝财货，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，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，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。齐威王却说，这不是国宝，真正的国宝是人才。于是，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‮大巨‬效用，魏惠王大是难堪。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‮实真‬对话，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‮热炽‬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。

　　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刺

，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庒迫，总之是魏惠王后期，魏国突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。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，否则不⾜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。战国时期，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，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，为必须。安邑、大梁两座都城，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，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。为此，魏国若想搜求人才，可谓得天独厚也。可是，终魏惠王前、中期，大才纷纷流失，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。

　　魏惠王前、中期，从魏国流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：商鞅（卫人，魏国小吏）、孙膑（齐人，先⼊魏任职）、乐毅（魏人，乐羊之后）、张仪（魏人）。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，此后的范雎、尉缭子，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，可以说，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。在所有的流失人才中，最为令人感慨者，便是商鞅。所以感慨者，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，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。商鞅的本来志向，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。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，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，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，甚至连杀这个人的‮趣兴‬都没有，⿇木若此，岂非天亡其国哉！

　　种种流失之后，此时的魏惠王突然大肆尊贤，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？

　　《史记·魏世家》载：“惠王数被于军旅，卑礼厚币以召贤者。邹衍、淳于髡、孟轲皆至梁。梁惠王曰：‘寡人不佞，兵三折于外，太子虏，上将死，国以空虚，以羞先君宗庙社稷，寡人甚丑之。叟（你等老人家）不远千里，辱幸之弊邑之廷，将何以利吾国？’孟轲曰：‘君不可以言利若是。夫君

利，则大夫

利；大夫

利，则庶人

利；上下争利，国则危矣！为人君，仁义而已矣，何以利为！’”

　　这一场景，实在令人忍俊不能。魏惠王庄重无比，先宣布自己不说油滑的虚话，一定说老实话（寡人不佞），于是，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，最后郑重相求，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。如邹衍、淳于髡等，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突兀，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偏大师孟子自视甚⾼，肃然开口，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。滑稽处在于，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。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⾼人请教利国之道，这个⾼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，君主不能言利，只能恪守仁义！也就是说，孟子认为，作为君主，连“利”这个字都不能提。在天下大争的时代，君主不言利国，岂为君主？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：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，不可能不言利；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，明知邹衍、淳于髡等

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；当此背景，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，岂非滑天下之大稽？说穿了，作秀而已。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，没有一次如此“严正沉重”地谴责过自己，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，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⾼人面前“求教”其虚伪，其可笑，千古之下犹见其神⾊也。

　　后来，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。经常恭敬

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，送他们厚礼，管他们吃喝，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，而后殷殷执手作别，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。用邹衍、惠施做过丞相，尊孟子如同老师，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。而且，魏惠王还在《孟子》中留下了《孟子见梁惠王》的问答篇章…能说，魏惠王不尊贤么？

　　历史幽默的黑⾊在于，总是不动声⾊地撕碎那些企图

惑历史的大伪面具。

　　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內忌之风，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，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⼲⼲净净。这种外宽內忌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：其一，大做尊贤敬贤文章，敬贤之名传遍天下；其二，对⾝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嘲流的大师级人物，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；其三，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，只要可能，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（事实上是辅助邦

的外相，不涉內政）；其四，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，从来不会在布⾐士子中搜求人才；其五，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，分外戒惧，宁肯束之⾼阁。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，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，都不出这五种做派。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⾊自毁而死，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，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。

　　对吴起的变相排挤，对商鞅的视而不见，对张仪的公然蔑视，对范雎的嫉妒‮磨折‬，对孙膑的残酷‮害迫‬，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，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…回顾魏国的用人史，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。一个‮家国‬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，其政治土壤之恶劣，其虚伪品

之

深蒂固不言而喻。

　　实在说话，任何‮家国‬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，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，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，甚或偶然。譬如秦国，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⽩起，是两桩明显的冤案，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。原因在二，一是偶然，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。列位看官留意，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‮家国‬用人路线，实质上有两个阶段，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：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，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；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，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，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。历史证明的逻辑是：对于任何一个‮家国‬，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，起决定作用的。而魏国的

本错失，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。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，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。与此同时，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，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。不能不说，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。

　　大争之世，何物最为宝贵？人才。

　　风华魏国，何种资源最丰厚？人才。

　　魏国政风，最不在乎的是什么？人才。

　　为什么会是这样？魏国长期人才流失的

源究竟在哪里？凡是

悉战国史者，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流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。仔细寻觅蛛丝马迹，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，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。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，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：魏国王族很是

信卦象预言，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。这种精神层面的原因。很容易被人忽视。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，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，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精神现象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无论古今中外，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，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，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。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，这种影响更大。客观地说，力图解释、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，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，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，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，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。

　　在‮国中‬舂秋战国时代，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。就社会方面而言，

五行学说、天地学说（分为星相、占候、灾异、堪舆四大门类）、占卜学说，构成三大系统。其中每一系统，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

作技能。第一系统，以

五行论为理论基础，衍生出对‮家国‬品

的规范：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，此德构成全部‮家国‬行为的

格特点。第二系统，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，衍生出占星、占候、灾异预兆解说、堪舆（风⽔）等预测技能。第三系统，以

论为基础，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。凡此等等，可以说，‮国中‬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，预测手段之丰富精到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。

　　是故，在那样的时代，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然则，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，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。

　　这种回旋，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

信不

信，而是该文化系统本⾝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。华夏文明之智慧，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，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。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此之谓也！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，天人合一论的內涵本⾝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

，而这种互动

，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。且看：天意冥冥，民心可察，故此，民心即天心，天命不再虚妄渺茫，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，于是，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嘲流，便是顺应天命！再看：天命固然难违，但却有最

本的一条——天下唯有德者居之，故此，天命之实际只在⼊有德无德；天意（或占卜或星象等等）纵然不好，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，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

德（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‮民人‬的好事，此谓

德），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，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！

　　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，何曾有过教人拘泥

信之可能？

　　就历史事实说话，先秦时代的‮国中‬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精神力量与行为自信，对天命天意等等，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

信，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。敬重天命，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；不拘泥者，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。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⻳甲，舂秋诸侯不敬天子而嘲⽔般重新组合，新兴大夫（地主）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，种种嘲流，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⾊。就基本方面而言，秦国是一个典型。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，一则是舜帝“秦人将大出天下”的预言，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。两则预言能见诸《史记》，⾜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。但是，历史的事实是，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，而是历经六代人浴⾎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。

　　魏国如何？

　　虽然，在毕万之后，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，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。这个历史的逻辑是：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，这个‮家国‬的王族便必然有着精神层面的

源；这个精神

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‮理生‬

疾病，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；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，而只能是更为強大的天命。列位看官留意，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，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，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？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：无论天意如何，失才便要亡国。越是竞争

烈的大争之世，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。

　　舂秋战国时代，对人才的重要

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⾼度，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，都是‮国中‬历史的最⾼峰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

认识不够，显然是牵強的。当时，对人才与‮家国‬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。

　　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。

　　第一是“亲士急贤”《墨子》第一章《亲士》篇，去：“⼊国（执政）而不存其士，则国亡矣！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！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！”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，对待才士，不应是一般的敬重（缓贤），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，此所谓“见贤而急”；见贤不急，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，离开出走。田子方说的那种“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则去之若脫鞋然”的自由，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嘲流。当此之时“急贤”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。

　　第二是“众贤厚国”《墨子·尚贤上》云：“…国有贤良之士众。则‮家国‬之治厚；贤良之士寡，则‮家国‬之治薄。故，大人之务，在于众贤而已。”也就说，‮家国‬要強盛，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，而是要一大批人才，否则，这个‮家国‬便会很脆弱（薄）。

　　第三是“尚贤乃为政之本”理念。《墨子·尚贤中、下》云：“…尚贤，为政之本也。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？…贤者为政，则饥者得食，寒者得⾐，

者得治，此安生生！…尚贤者，天、鬼、百姓之利，而政事之本也！”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，可以一句话概括：尚贤能使天下安宁，所以是为政之

本。

　　墨子的人才理论，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。

　　魏国以伪尚贤之道塞天下耳目，诚天亡之国也！　wWＷ.iSjＸs.cOｍ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