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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迦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:柏杨 | 书号:43332 时间:2017/11/5 字数:9553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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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这样回答吗? ──比裔美籍司礼义神⽗谈“丑陋的国中人” 张香华 耶稣说了这话,旁边站着一个差役,用手掌打他说:“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?”耶稣说:“我若说得不是,你可以指证那不是;我若说得是,你为什么打我呢?” ──《约翰福音》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⽗相处,常给你惊奇的经验。 在馆子里,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,司神⽗悄悄问我:“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?”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,他却幽默地说:“她不喜我。” 街上,几个年轻女孩走近,司神⽗望着T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,我说我不懂法文。司神⽗为我翻译,那几个字的意思是:“来搞我!”他头摇叹气:“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。” 司神⽗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,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,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,和人私开设的神坛。司神⽗告诉我:“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,你知道他们演什么?”我答:“布袋戏。”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。谁知司神⽗的答案是:“他们表演脫⾐舞。” ──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⽗,是比利时裔的国美人,前后十余年在国中內地以及湾台的生活体验,使他对国中十分悉,加上他是央中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,他对国中语言、文字、民俗的研究,已有五十年之久。从一九三○年起,司神⽗开始习中文,曾经是赵元任、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生学;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,他精通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,谙中文、西蔵文、蒙古文、梵文、⽇文。一九三七年,他到国中內地北方,一面传教,一面做国中民俗研究、歌谣收集工作,并用英、法、德文等多种语言,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。 我告诉神⽗,我很吃惊,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国中人,⾝边许多习而不察,或察而不觉的现象。我心想,为什么不请他就“丑陋的国中人”这个主题,说说他的看法。以他对国中人的了解之深,对国中人的感情之浓,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,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,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和跨民族的启示。 司神⽗说:“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?” 我说:“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。” 司神⽗本名PaulL-M。Serruys,司礼义,是他的国中名字,从这个名字,看出他受国中文化的影响。可是,司神⽗答复我的礼义之问,却说:“礼,是很好的东西,是人类行为的规范。但,国中人只讲礼,不讲理。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。因为礼应该接受理──正确的原因(therightreason)的指导。” “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?”我说:“我们国中人一向有‘礼义之邦’之称。” “礼义之邦?”司神⽗沉昑一会“我没听说过。‘义’字的英译,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。可是我认为国中人最缺乏的,就是社会是非观念(SocialJustice)。国中人讲的义,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,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,可以不必遵守。也就是说,国中人的‘义’是双重标准。” 我问:“从什么事情,使你对国中人产生这样的印象?” “通现象就是一张国中社会的图画,”司神⽗说“国中人对作为一个国民,应该尽什么义务,完全没有观念。通规则在国中,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,自己不但不遵守,一旦受到指责,立刻觉得没面子。又譬如说,我今天这样批评国中人,大多数国中人的反应,恐怕是生我的气。平时,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,或者来劝我,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国中人。其实,我很不愿意伤国中人的感情。” “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,我就不会,”我说“我也不怕感情受伤,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国中人的心,伤得有没有道理。” 司神⽗举一个例子:有一次,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,司神⽗提出与某位国中学者不同的意见,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。甚至从一开始,这位学者听到司神⽗有不同的意见,就非常不⾼兴,立刻面露愠⾊,拒绝和他讨论。第二天,司神⽗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,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。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,却教秘书姐小说:“不在。”司神⽗只好知难而退。 “所以,”司神⽗说“我觉得和国中人讲理,比登天都难。有时候,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,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,使你无计可施。其实,本的原因是,他不想讲理,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。你想,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,不讲理,造成权威和垄断,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民人讲理?”司神⽗接着说:“当然,有时候,我和国中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,我提出不同的意见,也有学者会说:‘我不同意你,不过,我现在说不出道理,等我回去想想,再来和你讨论。’然而,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,实在没有几个。” 我问:“你是不是认为国中人讲礼,妨碍了讲理?” “其实,讲礼和讲理,是可以同时进行的,”司神⽗強调“但必须经过学习,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,能力也要相称,才能够讲理。至于‘礼义之邦’大概是国中人后来附会的说法,应该称‘礼乐之邦’才对,因为国中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。” 司神⽗对国中古籍了解之深,令我惊讶。 “元纪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,希腊人自称是‘理乐之邦’,”司神⽗用笔写出中文“理”字,表明不同于“礼”字“他们非常重视音乐,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,理如果脫离音乐,就像人生失去了美。希腊人的人生哲学,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:kaloskagathos,前面一个字kalos,是‘美’,后面一个字agathos,是‘善’,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,是‘和’的意思。希腊人认为,人生最⾼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kagathos,美与善合一。善,存在于理中,美,表现在音乐里,所以,希腊人自称‘理乐之邦’,和国中人自称‘礼义之邦’,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。” 我静静地听着。 “不过,”司神⽗说“国中人讲‘礼’,却只是虚礼———面子,‘理’则受到庒抑,不能伸张。且音乐的艺术功能,在整个国中文化发展中,一直受不到重视,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,也发展得很迟。直到十三世元纪朝,蒙古的统治者,还不懂向国中民间艺术伸出政治⾼庒的巨掌,国中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。” 国中人的礼,就是面子,司神⽗的话像一记舂雷。 “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,国中也和希腊诗歌,大不相同,”司神⽗说“国中人没有史诗(epic),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。国中人的诗,常常只写一己、一时、一地的感受。诗意(image)虽美,但只注重个人,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。即使写,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,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。还有一点奇怪的是,蒙古人和汉人不同,蒙古人有史诗。” “这个原因是什么?”我问。 “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,只是发现这个现象。也许你可以告诉我,国中人为什么轻视这些?” 听到司神⽗的问题,然而,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“国中人的礼,就是面子”那句话上久久不去。我回想起,不久前和司神⽗一起用餐的一幕: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,有一家装潢十分⾼雅考究,取个洋名叫Royal,中译作“老爷”的餐厅,三楼的明宮厅供应国中菜。我们去的那天,生意非常好,等了一会儿,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。司神⽗和我坐定后,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,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⽩桌布上,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,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。她的动作,娴而自然。司神⽗等女侍走开后,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⽩桌布,说: “你看,这就是面子!加上一块小红巾,就有了‘面子’,下面是什么,肮不肮脏,就不需要计较了。” 平时,常听到有人说: “这是太不给面子了…” “不给面子,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!” “赏脸的话,请…” “这样做,真是够有面子…” 这类话,在我们⽇常生活中,岂不比比皆是!在这一张张“面子”之下,我们国中人是不是忽略了“里子”?我们的生活中,类似“老爷餐厅”⾼贵的金碧辉煌之下,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,又有多少人注意到? 神游到这里,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⽗的问话,于是我问: “你是语言学家,从语言上,国中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?” “国中人的语言,和其他家国的语言,并没有不同,”司神⽗简洁地说“国中人常常喜自负地说,国中语言是独一无二的,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家国的人的态度一样,其实,这是肤浅、幼稚的说法。” “国中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,”我说“名词没有单数、多数之分,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?” “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,并不是语言系统、思考逻辑上的不同。例如:国中人用‘过’、‘了’表示时态,用‘两个’、‘三个’表示数量,并不是说国中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。国中人可以用语言,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。问题关键在,国中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?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,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。” “请进一步说明,好吗?”我请求。 “国中语言在文法上,可以省略主词,英文却绝对不能。因此,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,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,”司神⽗说“国中人在语言上,并不特殊,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国中的文学,那里面有国中人特有的精神。可是,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国中人,偏偏拿国中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,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‘比较文学’,用这个方法研究国中文学,是行不通的。” “你的意思是说,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,观念差异,言语就有差异,是吗?”我问。 司神⽗同意地点点头。 “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,影响国中人生活形态最大?”我接着问。 司神⽗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,说: “我认为造成国中社会落后,有一个原因来自国中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。孟子说:‘劳心者,治人;劳力者,治于人;治于人者,食人;治人者,食于人。’这句话支配了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,使国中人的知识无法实验,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⽇常生活上。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、斧头的人。在西风东渐之前,国中学者,是不拿工具,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。西方的知识、技术,却在实践的过程中,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。而国中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,精于算术,很早能发明火药、罗盘、弓箭,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,发展机械文明。因为,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,⾼级知识分子的导领阶层,轻视用手做工。机器的发明与运用,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,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。” 我承认这是国中士大夫阶层的特征。 “⾝居导领地位的知识分子,⾼⾼在上,和大众生活脫节,知识的断层,使国中人思考与行为分家,严重地妨碍国中社会的进步。” 司神⽗提起一位已故的国中考古学家李济先生,他说:“其实,以上这个见解,是李先生说的,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。”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,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,结果被人误当做⼲活的耝人的经验,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。而司神⽗在山西大同一带,做民俗、歌谣、语言的研究工作时,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⼊民间,到处寻访。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,向围绕在他四周的国中孩子,换俚语。而当地的人,对他这种行径,视作怪诞,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。所以,司神⽗觉得国中人的学问,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。 “另外,阻碍国中变成一个现代化家国的原因,是缺乏法治和主民的观念,”司神⽗继续他的话“国中的法律,从很早开始,有唐律、宋律、明律、清律,但,基本观念只有一种,就是犯罪法,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,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。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:一是公民法,让民人知道,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。另一才是犯罪法,让民人知道,触犯了刑案,得受什么处罚。这二者相辅相成,既保护自己,也保护他人。所以,民人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。 反观国中,在西化之前,民人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,甚至连一己的命,都认为是君王所赐,更遑论其他。传统国中社会中,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,导领阶层称为民之⽗⺟,民人只知道服从权威,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,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。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,国中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。所以,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、逃避,甚至枉法、违法,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。” 司神⽗下了一句断语:“在现代化的社会中,孔子那个时代‘以德化民’的政治理论,完全没有立⾜余地。”停了一会,司神⽗看我保持沉默,他继续说:“一个家国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,五千年之久,不是一代、两代就能改变,因为民人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深蒂固的思想。所以,也不能怪民人,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。譬如,今天的国中人仍然对主民毫无概念。” “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。”我说。 “主民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,民人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。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、争取,不是只坐着等府政来改善。我最常听到国中 民人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:‘没有办法!’对空气污染如此,对通紊也如此,一切都‘没有办法’!” 司神⽗感慨地说:“归究底是,国中 民人并不真的想改善!” “请你再说说,”我说“国中人受了那么多苦难,专制、败腐、战争、贫穷、外侮、內,层出不穷,是不是这些阻碍了国中的进步?而且,世界上别的家国受难之后,很快能复兴,为什么国中不能?” 司神⽗思如泉涌,情感澎湃,表现出他对国中观察之深,对国中人寄望之殷。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,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。 他认为国中复兴得慢,起码有几个原因——— 第一,国中人只有家的观念,没有国的观念,国中人的美德、忠诚、爱心、保护力,都以家为目标,一切努力,到此为止。 司神⽗说:“国中人的心目中,家国是一部收税的机器,也是一部剥削民人的机器。因为,在上位的人不管民人是怎么过活,他本⾝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;在下位的民人,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,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,变成一种恶循环(ViciousCircle)。” “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?”我问:“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?” “也许是有点悲观,但大致上说来,我觉得国中进步得太慢。至少,国中人对家国的观念,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,”司神⽗心情沉重,说“国中有些在上层导领的人物,本⾝是个好人,可是,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。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,是很可悲的。又有些人,从贫穷出⾝,但,一旦当权之后,不但不再设⾝处地,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,甚至,故意不提自己的出⾝,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、活该。” 司神⽗引用自⾝一个例证,说明国中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。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,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,拿给我看。“我知道他,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,他姓王,曾经在台大…”我的话未完。 “这是一九七六年,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:《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》。因为,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,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,本来他对我很尊敬,也很感。但,有一回,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,他的生学对他的讲法有疑问,转来请教我,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,从此,他就不再理我了。这次在我来湾台之前,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,他竟不回我的信,那么,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。”司神⽗一面说,一面挲摩着杨君写给他的诗,我接过来,看到诗句中说———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,这位曾经受过司神⽗推荐的国中诗人杨君,已经在司神⽗的心中枯萎了。 司神⽗忽然振作地说: “我们再来谈家国问题吧。” “第二,国中文明发展到清初,达到了极点,自以为四海之內,惟我独尊,闭锁的心态使国中对外来的一切,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,老大与僵固,封锁了国中人向外学习的能力。 第三,国中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,发现必须向西方昅收科技时,国中在內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,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,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。和⽇本相比较,⽇本可就有计划得多。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,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,到西方去深造。” “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国中留生学,”司神⽗说“有些资质不好,通不过试考,被学校淘汰,却从此居留下来,国中 府政没有想办法更换。⽇本则不然,⽇本在选派人才时,十分严格甄选,一旦在外成绩不佳,马上另派人来替换,而且,学成之后,一定要回国建设。国中的留学教育,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。” “第四,国中民族不如以⾊列強悍,国中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,以⾊列人则还击力(fightback)很強,遇到苦难,他们会挣扎,要对方付出代价。国中人是‘算了,算了’。一句话,一笔勾销。 第五,国中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,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,对纪律之重视,举世无匹。所以,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,在优秀的⽇耳曼人⾝上,建立自己的功勋,并不是他本⾝有多大能耐,而是民人训练有素。正因此,二次战败后的德国,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。国中人的‘没有办法’,与德国人的‘守法’,正好相反。 从以上五点来看,国中人之所以复兴得慢,实在是有以致之。” 司神⽗结束了纵横的议论,久久无语。 “你知道吗?”在沉默了一阵之后,司神⽗说“我是一九三七年到国中来的。在我来国中之前,很早就对国中好感与好奇。我十四岁时,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国中的故事,种下了我⽇后到国中的种子。另外有件事,使我对国中人困惑不解,更促成了我亲自到国中来的动机。” 司神⽗曾经读到一篇报道《赛珍珠(PearlSydenstrickerBuck)在纽约》,应国中留生学邀宴的文章。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,她准备把国中古典小说《⽔浒传》,翻译成英文,向西方人介绍国中文学时,在纽约的国中留生学顿时提出异议,这些留生学认为把国中下层社会的黑暗面,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、吃人⾁等残酷的暴行,介绍到外国去,无疑是一件丢国中人脸的事,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国中人纯洁无琊的书。司神⽗对这些留生学的意见,感到异常震惊,他说: “他们是⾼级知识分子,却持这样的看法,认为《⽔浒传》是国中人的聇辱,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,都有情,都有人的黑暗面?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琊恶的人物、的女子,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?因此,这些国中留生学给我的印象是,他们自欺得厉害。这种‘自欺’(Self-delusion),实在是国中人的好面子,喜蒙骗一切真相的本原因。” “国中人有没有优点?”我想从另一个角度,看看这位外国人对国中人的评价。 “当然有,”司神⽗首先举出了“忠心”(loyalty)“和国中人相处,开始时他们很多疑,但一处久了之后,他们对人非常忠心。” “什么叫‘忠心’?”我问。 “譬如,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,为你服务,保护你。国中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———虽然,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,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,且不求回报。 其次,国中人很富于外能力。国中人天生就富口才,个个是外家。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,他们都有很強的说服力,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,使你为了说一个‘不’字,感到很不好意思。” “那算是优点吗?”我问。 “起码,那是一种格的特质(Quality),”司神⽗说“国中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,是大巨无比的。”看过国中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,体验过国中人近代纷迭起的变迁,司神⽗说“我没有看过比国中更能吃苦的民族。” “另外一点,”司神⽗继续说“国中人对知识学问充満了崇仰,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。” “说,国中人喜上学,却不喜读书,”我提出质疑“你以为如何?” “国中人的确喜上学,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,但,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。”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,跻⾝于国中学术界最⾼阶层──央中研究院的司神⽗说“在国中,绝大多数时候,我都和中下阶层的国中人相处,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国中人打道。我发现上流人士中,有许多正派、⾼尚又仁慈的人,然而,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,这些上流人士对国中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,毫无知觉──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。虽然,他们有时慈悲为怀,但,⾝为⾼级知识分子,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,应采取变⾰,竟毫无概念。从头到尾,他们一贯的想法,就是不要任何改变。” 我想起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,正是这样一个典型。 “保持既有,不求改变,正是儒家的精神,”司神⽗见我坠⼊沉思,继续⾼昂地说“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家国现代化的建设中,并不是完全清⽩无辜,但,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,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,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,实在是令我心折,尽管他们语言耝鲁,但,在我的面前,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。”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国中传统文化的司神⽗,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,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。 “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?”我问。 “应该这么说,”司神⽗又补充说“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,我曾经遭受过很強烈的反对。我必须承认,这个问题的看法,有许多不同的角度。但,总括来说,后来的儒家学派,对国中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。虽然,在早期儒家著述中,‘对暴政有⾰命权利’的思想,偶然也曾灵光一闪,但,却后继无人,即使有,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!” “我提出了国中人那么多的缺点,我想我一定完了,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,”司神⽗重提他的忧虑,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国中人是一件危险的事,因为忠言毕竟逆耳“不过,我这些‘丑话’,一点也没有‘丑化’国中人的意思。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,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,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:‘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!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,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⽗来看待,你说糟不糟!” “我听得懂你的话,”我告诉司神⽗,我说“我完全懂你的意思,因为,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,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。” Www.IsJxS.CoM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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